扩频接收机base station的工作告一段落,以建摸分析推理的结构描述了整个设计.

算法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了,看到自己知识和方法论的日臻成熟,非常好的感觉.

有生之年,要以发现和传播这样独特的智慧为任.有生之年,第一我要创立一个研究团体作为支持,第二要写一本像TAOCP那样地位的书.

只要不浪费时间,半年一个项目,十年积累应该小有成就.那就等十年再看这个愿望进行了多少吧.

老朱在中青报发文称高考独木桥是整个社会意识认定“大学独木桥”的后果，并且乐观的估计，随着大学生过剩和高级技工紧缺，这会改善，一时兴起评议如下。这是老朱近几年来最接近正确的一次，可喜可贺。

 

我的评论如下：

 

原因分析得很正确，可惜结论竟然是无可为之，实在太可惜了。

知而不能行，只能算半知，但毕竟从佛学问题上的谬进步到社会问题上的半知，校长也有进步了。

 

中学教育越应试化，越凸现不上大学完全无用，因为中学所教授的东西无用。高考是大学教育的衍生物，但可惜的是，高考被发挥过度，已经不仅仅是“大学”的入学考试，也是“高职”的入学考试。我有两个朋友，高考分数什么线都没上，却收到了不止一份“成教”通知书，并且入学接受了点类似职业教育的东西。若没有这份教育经历，他们进入不了现在的生活，或许就在家乡小城混混。但不幸的是，这样的也教育被纳进“大学”的体系，所以他们的招生自然和高考挂钩。当大学教育的竞争者被纳入大学的体系，那还有什么可以逐渐消磨“大学一条道”的社会认识呢？技术工人缺口是真事，但不幸的是，哪怕进入这个层次的道路也被所谓“大学教育”给垄断了。试问经过大学扩招和合并，还有多少专门的职业学校没有沦为大学的下级学院或者挂牌学院？这给高考增加了多少分量？做一个高级蓝领也必须经过高考和“大学”，因此朱校长从现象得到的结论，并没有任何现实关联只有假象关联。不关心社会，只想表现自己聪明的话，便会用“逻辑推理”，聚集一些和现实相反的假设，推出和现实相悖的结果来，反倒显得不聪明了。

 

指望教育部门为孩子们的童年负责是不现实的，他们只管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那么谁能改变呢？指望社会自发，别忘了囚徒困境下，谁先改变谁先倒霉。自上而下的运动推动社会陷入的困境，不能指望社会自发解除，因为即便能解除，所消耗的数辈人的时间也是无法接受的。不过话说回来，“中国特色”么，既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被冠以“西方”标签的价值观是中国人必然的选择，例如人生的目标是追求幸福等等，那么现状又为何不可呢？几十年来官方鼓吹的价值观一直是“甘做一颗螺丝钉”，自然任何人，包括螺丝钉自己，都不需要关心它的幸福。存在即合理，既然已经是这样了，就必然不会在短时间内突变成那样。不满意之的，后几十年中的唯一选择，仍然只能是逃离。

 

好了做个总结吧。校长当年高考的时候，社会意识在甘做螺丝钉中，自然没有什么动力为前程去挤独木桥，加上生活水平低等因素，也没有客观条件。而现在，高考通过率是提高了，但大多数家庭有能力供养考生，通过高考进入大学体系又客观和主观的成了在社会中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哪些事情推动了这一社会意识就不多说了），加上底层人民有了奔前程改变地位获得幸福生活的愿望，上大学作为社会主流意识被畸形的强化了（从群体心理学中可以得到一些这类现象的分析）。但上层的官僚们制定政策的时候把人民当成无意识的铁钉可以随便堆到哪（包括朱校长不也只是书生论调么，将心比心不难理解官僚们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些什么观念了），还有对危险的社会心态不扶正却趁机发财的。这种不协调导致了高考独大的怪现象，是我国最基本的“中国特色”的一个表现。

 

现在可以着手解决医治难的问题了：中国的社会缺少自上而下的正向的推动力量，无论从文化上的，还是从公共权力上的。其背后是文化界对社会思潮的影响力量经历浩劫后远远没有复兴，莫谈国是的保守态度仍然是主流，而公共权力的掌握者缺乏眼光和见识——这正是整个文化界对国家民族漠视的结果，不关心所以无知，从人事和方法论上渗透到社会管理层就导致了短视和胡来。

 

真的文化人骨子里总是有点傻的，认为气节比嗟来之食重要。这对个人而言未必是好事，但作为一个公民，我更愿意公共权力被掌握在这样的人手里：骨子里有人文精神的傻气，知识和手段上又有洞悉社会运行之理的深度。但可惜的是，大陆有这份素质的人太少了。而且即便有，作为公民的我们，既无法认识，更无法将公共权力交付之。

 

这有些像鲁迅的英雄论了，非常遗憾。

 

//在解释自发调节的不可行中，我引用了囚徒困境一词。这是很贴切的，但若不了解囚徒

//困境便不易理解。这里理解不了的话可以先了解囚徒困境，再联想到社会现实。

 

朱的原文如下：

 

[中国青年报]朱清时：高考弊端为何看着刺眼医治难  
 
                     社会系统对高考“发烧”现象的自我治疗已经开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朱清时


    一年一度的“高考”刚结束。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因此今年的高考比往年更
受人关注。在过去的9年中，我作为一个大学的校长，对高考比旁人更关注。而要问在这
些年中我关注高考的最大感受是什么？那就是，高考是我（或许也是我这一代教育工作
者）心中最大的痛。
 

    分数决定论的利与弊 

    目前，我国的高校录取新生几乎完全依据高考的分数，造成高考成绩的一分之差可
能改变一个人命运的严酷现实。过“高考独木桥”，变成了一种长期的、巨大的心理压
力。这使孩子一上学，就失去了青少年应享有的快乐。特别明显的是，理工科学生的人
文素质普遍低；本来在中、小学就应该完成的公民道德品质教育，现在却成了大学教育
的重点内容；而且这种“应试教育”也不利于培养青年人的创新能力。因此，目前我国
社会上要求彻底改革高考制度的呼声很高，有人甚至要求废除高考。 

    然而，现行的高考制度也有一个好处。因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高考仍然是我
国农村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改变命运的最可行、最公平的机会。我认识很多这样的学
生，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反对废除高考，除非能找到同样公平的更好方法。他们占我
国人口的大多数，我们的任何改革都必须顾及他们的利益。 


    一次高考如果变成7次相当于“斩首”变“凌迟” 

    “高考难题”应该如何解决呢？近年来，教育部和我们这些高校都在想办法改革高
考。中科大少年班的招生就是高考改革的一个试点。教育部允许我们学校每年可以自主
招收5％的新生，我们的招生办法与少年班的相同，都是学校派人到各地的中学去挑选平
时成绩好的学生，承诺他们参加高考，只要成绩超过了重点线就录取。因为中科大的高
考录取分一般要比重点线高100多分，因此这个承诺可以大大减轻高考对学生的压力。教
育部希望我们这样的学校扩大自主招生的比例，不少人也认为逐步扩大自主招生规模是
与国际接轨的好办法。我们却不敢盲目扩大这个比例，因为我们没有判断中学生平时成
绩是否真正好的可靠依据。在国际上，做这种判断主要依靠中学生的平时成绩和所在中
学的推荐。 

    这需要诚信之风在社会上盛行，每所中学为自己的毕业生出具的平时成绩和综合素
质考核都是诚实的、公正的、可比的。然而，我们目前还不具备这个条件。 

    为使中学生的平时成绩是公正的、可比的，能够成为“自主招生”的依据，我曾经
建议将高中3年每学期期末考试变为各地区的统一考试，由各省市地区统一命题、统一评
分，其成绩比例占大学录取的50％。也就是说，学生能否上大学，不再取决于一次高
考，而是取决于7次考试的成绩，就是高考加平时3年的成绩。这个建议一提出就遇到不
少反对意见。有人说，一次高考已经够让中学生痛苦了，把它改成7次，就相当于把“斩
首”变“凌迟”。 

    这些讨论使我发现，就事论事地谈高考，找不到任何完美的改革办法。只有把高考
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中，才有解决高考难题的办法。 


    社会过于轻视了技术工人技术农民和军人的经验 

    不久前，我看到了学校档案馆中保存的我在1963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的“学
生学籍成绩登记表”，上面记录了我的高考成绩：政治常识66分，语文60分，数学92
分，物理79分，化学74.5分，外语（俄语）85分,总共456.5分。 

    这份材料说明了在六十年代初期高考的真实情况。我们知道，高考内容是经典的，
几十年来基本未变。现在的学生凭这样的高考成绩是很难上大学的。然而我的高考成绩
在当时一定还算是优秀，否则我不会被当时与北大、清华并列的国内顶尖大学——中科
大录取。为什么那时重点大学的高考录取成绩这样低呢？ 

    是不是那时候应届高中生的高考入学率高于现在呢？不是。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7日
22日（正是我经高考被录取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之时），为当年的高校应届毕业生作
报告说，当时每年出生的同龄人有1500万，其中只有20万人（大约百分之一强）能上大
学。现在高考的毛入学率已达20％，而现在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比当时却增加有限，
因此当时应届高中生的高考入学率肯定低于现在。 

    真实情况是，当时社会上心态比较沉稳。能上大学固然好，上不了大学也有出路，
还可以当工人和参军。只要干得好，当工人和参军都可能与上大学同样成才。因此高考
不是独木桥。虽然应届高中毕业生也都想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绩，但没有现在这么多考试
参考书，没有翻来覆去的补课和考试训练。在那种顺其自然的情况下，考出的456分是本
色的成绩。 

    这件往事说明，现在我们面临的高考难题，是因为社会意识过分看重大学文凭，过
于轻视了技术工人、技术农民和军人的经验，过分忽视了自学成才的可能性。因此，高
考独木桥越来越“独”，高考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的方式也越来越花哨和浮躁，以
至于大家把大量精力花在明知无用的和有害的事情上。 


    高考病要等待社会大系统自我调节来治愈 

    如何才能解决高考难题呢？只有等我国社会进一步发展以后，一方面高等教育规模
足够大，多数孩子都能上大学。社会也为不上大学的孩子提供了其他多种成才和成功的
途径，考上大学不再是独木桥的时候，这个难题也就到了解决的时候。 

    何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不会很久了，现在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当下，大学生就
业难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大学文凭的含金量正在缩水，而社会对专业技工和各类毋需大
学文凭的工作人员（社区服务、优秀士兵、农业高手、经商能人）的需求却日益增长。
长此下去，社会意识就会回归到不上大学也照样成才的观念上。这种回归不是简单地回
到从前，而是螺旋式上升。因为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多元的，在不同时代社会需要的人才
组成是不尽相同的。比如目前社会最需要的一类新人才是经商人才，这类人才并不一定
有高学历。事实上，当前世界上大公司的CEO中就少有高学历的，像比尔·盖茨等人就连
大学文凭都没有。 

    这不是新的“读书无用论”，而是想说明社会这个大系统对高考“发烧”现象将进
行自我治愈。9年校长的经验使我认识到，像高考这样复杂的社会问题，单靠任何个人和
一方面力量都是不可能解决的。从根本上讲，它只可以靠社会的自我调节来治愈。

                                   中国青年报 2007-6-27